氣候變遷正在迫使一些動物遷移，別稱牠們為「入侵者」。
作者介紹：瑪麗娜·博洛特尼科娃（Marina Bolotnikova）是 Vox 新聞評論網《未來暢想》專題的編輯。 在加入 Vox 新聞評論網之前，她曾為《衛報》、《Intercept》等全國性媒體報導過工廠化養殖相關議題。
2016 年，海洋生態學家派珀·沃林福德（Piper Wallingford）在加州拉古納海灘的岩石海岸進行實地考察時，發現了一種她以前從未見過的硬幣大小的生物。 這是一種深色的獨角獸蝸牛( Unicorn snail )，是一種掠食者，會鑽入貽貝體內並注入一種酵素來液化牠們的肉。 「然後，」沃林福德解釋道，「這些蝸牛基本上就像喝湯一樣把牠們的肉吸出來」。
沃林福德後來了解到，這種動物原產於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亞州，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牠們一直向海岸遷徙，尋找新的棲息地，沿途吃掉當地的貽貝種群。 它也是世界上無數隨氣候遷移的物種之一 ——另外還包括白尾鹿、龍蝦、犰狳和楓樹。
生態學家預計，氣候變遷將導致這些有時被稱為「範圍轉移」或「氣候追蹤」物種的棲息地發生大規模改變，這將以難以預測的方式改組生態系統，也考驗著物種在較高溫環境下的生存能力。
沃林福德和其他生態學家表示，科學界普遍認為這種棲息地轉變是一件好事。但公眾和政策制定者的觀點就不那麼寬容了。 「入侵物種」這個概念在美國人的意識中根深蒂固，影響了我們判斷生態系統是否健康的方式，並將地球上的生命巧妙地分為原生和入侵物種。
例如，2018 年《澄縣紀事報》關於沃林福德作品的一篇報導將深色獨角獸蝸牛稱為「氣候入侵者」。沃林福德認為，任何時候我們向大眾提出一個新物種的概念時，人們的第一直覺反應通常是「哦，這很糟糕，對吧？」。 但她鼓勵當地的利害關係人不要試圖消滅牠們。
幾十年來，「反入侵」一直是環境政策當中一個典型的範例，決定了在有限的保育預算下能做些什麼。 被視為入侵者的物種常常以可怕的方式被殺害。儘管入侵生物學家們可以很輕易地指出許多非原生物種從未成為問題，但「入侵」的概念幾乎從定義上就讓科學家對四處移動的物種持懷疑態度。不過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環境哲學家現在質疑，由地理起源定義物種的概念是否真能捕捉快速變化的地球上生命的倫理和生態複雜性。在 21 世紀，不存在不受干擾的生態系統，尤其在氣候變遷和棲息地喪失的催化之下更是如此，因此以正確的態度來看待這個趨勢十分重要。
馬卡萊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的生物學教授和評論家馬克·戴維斯（Mark Davis）說，「範圍轉移」一直是入侵生物學家需要處理的一個真正問題。
在最近發表於學術期刊《自然氣候變化》上的一篇爭議性論文中，沃林福德和合著團隊認為，可以通過調整入侵生物學的工具來了解棲地範圍轉移物種對當地的實際影響——例如，觀察此物種對當地食物或水源的影響，或是否威脅到了那些不習慣掠食者的獵物。
不一定反對「入侵」視角的沃林福德表示，該提議受到了「很多阻力」，批評者表示，僅僅將「氣候追蹤物種」與「入侵者」相提並論就是一種玷污。康涅狄格大學生態學家馬克·厄本（Mark Urban）在同一期期刊上發表的評論中指出，棲地轉移物種「不應被視為需要排除的入侵物種，而應被視為需要我們援助的氣候變遷難民。」
氣候變遷及其引起的棲地範圍變化是非常特殊的情況。 如果一個物種逃離正在燃燒或融化的棲息地，稱其為入侵者是否公平？即使不論氣候背景因素，這種緊張關係也反映了入侵物種範式中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如果「入侵者」這個標籤太污名化了，那麼唯一合適的方式就是撕掉它，也許需要用其他東西來取代它。
「入侵」物種的起源
雖然「入侵物種」感覺像是一個牢固確立的科學類別，但研究非本地物種影響的「入侵生物學」卻是一個相對年輕的領域。
英國生態學家查爾斯·埃爾頓（Charles Elton）在其 1958 年出版的《動植物入侵生態學》一書中提請人們關注非本地物種，他認為地球上的每個物種都會演化出最適合自己生存的地方或生態棲位，並認為，那些移動的物種應該被消滅。
田納西大學生態學家、入侵生物學始祖之一，丹尼爾·辛伯洛夫（Daniel Simberloff）表示，甚至在此之前，「人們已經在識別並詳盡紀錄這些入侵物種」，其中包括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辛伯洛夫表示，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這些研究才被凝聚為一個科學家之間相互討論的子領域，並且才將「入侵」視為一種普遍現象。
入侵生物學家並不反對所有非本地物種的存在——其中許多是無害的，有些甚至是有益的。 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經驗法則是，引入新生態系統的物種中約有 10% 能夠生存下來，其中約 10%（因此，只有所有非本地物種的 1%）會造成問題並成為實際上的「入侵物種」。有些可能會造成真正的傷害，例如威脅到脆弱的特有物種。例如，澳大利亞的野貓被認為是小型哺乳動物滅絕的主要原因。
隨著入侵生物學影響力的增長，它與政治開始密不可分。1999年，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簽署行政命令，成立國家入侵物種委員會。它將入侵物種定義為「確實或可能對經濟、環境或人類健康造成損害」的非本地物種。辛伯洛夫為起草該命令提供了建議，他表示白宮在該定義中添加了「經濟」成分，通常相當於損害農業綜合企業。辛伯洛夫表示：「有些外來物種對某些農作物造成了重大衝擊，但實際上除此之外並沒有任何太大影響，許多科學家不會擔心牠們。」
將商業和環境問題結合在「入侵物種」的分類中，聽起來好像威脅到企業的獲利虧損狀況等同於生態問題，更糟的是某些受到聯邦和州管理計劃保護免受入侵物種侵害的企業（例如工業單一作物或養牛業）本身就對生物多樣性造成巨大危害。無論支持或反對入侵物種概念的科學家們都一致認為這樣混為一談是有問題的。
就拿一般常見的椋鳥為例，這種鳥類原產於歐洲，以及亞洲、非洲部分地區，作為外來物種在北美已經取得巨大成功。康乃爾大學生態學和環境生物學博士生娜塔莉·霍夫邁斯特（Natalie Hofmeister）表示，牠們經常吃牛飼養場的穀物，造成美國每年數億美元的農業損失。娜塔莉表示「這對椋鳥來說就像是挖到寶藏」。美國農業部野生動物管理局在 2020財政年度毒害了 790,000 隻椋鳥。雖然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椋鳥會傷害本地鳥類，這聽起來可能是殺死牠們更科學的理由，但娜塔莉表示文獻並未確認這是否屬實。
入侵模式存在本土主義偏見
一些關於入侵物種危害的概念值得懷疑。
例如，入侵物種被視為威脅不僅是因為牠們會殺死本地物種，或成為本地物種難以匹敵的競爭對手，同時還因為牠們可能與本地物種進行交配。環保作家艾瑪·馬里斯（Emma Marris）在她的著作《野性的靈魂：非人類世界的自由與繁榮》（Wild Souls: Freedom and Flourishing in the Non-Human World）中指出，為了保護物種的「遺傳完整性」，自然生態環境保護者經常不遺餘力地防止動物雜交。如同北卡羅來納州致力於防止土狼與瀕臨絕種的紅狼交配繁殖，與西方國家最近才過時的「種族純潔性」概念有著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
這就是為什麼一些科學家對入侵生物學的影響持懷疑態度，並認為該領域在記錄外來物種的負面影響和自然保育方面存在根深蒂固的本土主義偏見。生物學家馬修·週（Matthew Chew）和斯科特·卡羅爾（Scott Carroll）在十年前一篇被廣為閱讀的評論文章中寫道，入侵生物學就像研究疾病傳播的流行病學，因為它是「一門明確致力於摧毀其研究對象的學科」。
《下一次大遷徙：遷徙中生命的美麗與恐怖》（The Next Great Migration: The Beauty and Terror of Life on the Move）一書的作者索尼婭·沙阿（Sonia Shah）在Vox以科學奧秘為主題的播客《無法解釋》（Unexplainable）2021 年 6 月的一集中表示，在歷史上，「侵入」這個詞被錯誤放大解讀為「如果你不是來自這裡，那麼你很可能會具有侵略性」。保育政策的制定圍繞著這樣一個理念：如果某物種不是來自「這裡」——隨我們如何定義劃分——那麼牠很可能具有侵略性，因此我們應該在牠造成任何實際損害之前就將其驅除，這是源自生態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本土主義傾向。
更重要的是，「入侵」這個概念本身就帶有戰爭隱喻，媒體對非本地物種的敘述就如同是在描述敵軍或移民一樣，例如，《衛報》最近一篇關於犰狳「圍攻」北卡羅來納州的新聞報導稱牠們是「害蟲」和「畸形的」。它還對這種動物「激增的繁殖率」感到驚訝，這同時也似針對人類移民的指控，而這樣的影射並非巧合。
許多學者探究了我們面臨人類和其他非人類物種「跨越邊界或來到不屬於他們的地方」而生的焦慮如何相互映射。科學研究學者巴努·蘇布拉馬尼亞姆（Banu Subramaniam）在《入侵生態學的倫理與修辭》（The Ethics and Rhetoric of Invasion Ecology）一書中寫道：「對外來移入的恐懼從來就不限於人類移民，它還包括以有害細菌、昆蟲、植物和動物形式出現的非人類移民」。
傷害整個物種的「咒語」
在入侵物種管理系統中根本沒有考慮到一項重要的利益：「入侵者」本身的利益。雪梨科技大學的生態學家阿里安·瓦拉赫（Arian Wallach）以其對入侵生物學的批判而聞名，她稱入侵物種「只不過是一個咒罵詞」，用來妖魔化物種並將其排除在道德考量之外。 她在搬到澳大利亞攻讀博士學位後首次開始質疑入侵生物學，澳大利亞採用某些全球最激進的入侵物種管理計劃，旨在保護該國的特有原生物種。
「我開始看到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用炸彈炸死動物，從直升機上射擊牠們，給牠們下毒，通過牠們傳播疾病」，她說。澳大利亞從天上射殺了野山羊、駱駝、鹿、豬和其他動物（美國也使用這種方法），並用「1080」殺死了許多小型哺乳動物，這種毒藥被廣泛認為會導致極其痛苦的死亡 。 瓦拉赫認為，入侵生物學是「一個已經過時的餿主意」。
瓦拉赫自己的研究著眼於丁狗（數千年前被帶到澳洲大陸的類似於狗的一種動物）是如何控制在其之後才被引入的貓和狐狸的數量——這些貓和狐狸以澳大利亞一些標誌性的有袋動物為食——例如：加氏袋狸。她的研究即是落實了「富有同情心的自然保育」概念的一個證明，這是一項反對以拯救其他動物為名而大規模屠殺某些動物的運動，核心原則是將動物視為本身具有道德價值的個體，而不僅僅是某物種的其中一員。
看來關心個體動物，和在考慮到物種和生態系統的背景之下關心牠們，這兩者之間似乎需要權衡，但瓦拉赫認為情況要複雜得多。針對非本地物種的偏見不僅會傷害到個體動物，還可能會對整個物種造成傷害。
在 2019 年的一項研究中，瓦拉赫和研究團隊指出，非本地物種被排除在世界保育名單之外。這也就造成了以下情況：例如，豚鹿（一種原產於南亞的小鹿）在其棲息地瀕臨滅絕，但在澳大利亞卻遭到獵殺並被視為野生動物。研究小組對被引進和帶出澳大利亞的 134 種動物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發現，正式的保護計數大大低估了牠們的分佈範圍，如果將牠們散佈在棲息地之外的數量也納入計算，其中15 個物種可能從目前「受威脅」或「近乎受威脅」的狀態被降級。對於許多瀕危物種來說，轉往非本地棲息地可以是其中一個解決方案，為無法繼續在原生棲息地範圍內生存的野生動物提供庇護所。
更廣泛的運動以期跳脫入侵視角
如果嘗試跳脫出「入侵物種」的框架以外來思考，我們還能指望什麼？
達特茅斯大學本土環境研究和人類學教授尼古拉斯·雷奧（Nicholas Reo）和勞拉·奧格登（Laura Ogden）在一篇關於阿尼什納貝民族（Anishinaabe）對入侵物種觀點的民族誌研究中寫道，土著知識在環境保育方面越來越受到重視。 （阿尼什納貝民族是加拿大和美國五大湖地區文化相關的原住民群體。）阿尼什納貝民族認為動物和植物歸屬於特定國家都有其意義，並相信人們有責任去找出物種遷徙背後的原因。作者的資料來源同時指出了消滅「入侵物種」與針對原住民的殖民暴力黑歷史之間的相似之處。奧格登表示，這些採訪「幫助我認知到世上不同的哲學觀點如何影響我們面對變遷的道德反應」。
瓦拉赫說，生命「具有極強的適應性、再生性和變動性」。「就像一萬年前相對現在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兩萬年前也不會一樣，一百萬、兩百萬、五億年前……物種不可能都沒有任何的變化和遷移」。
另一個體現這一概念的科學觀點是「新生態系統」，或者如環境記者弗雷德·皮爾斯（Fred Pearce）所稱的「新野生環境」：透過人類引進，有意或無心促成的生態系統。
在智利和阿根廷頂端的火地島，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新生態系統正逐漸成形。1946 年，人們嘗試建立毛皮產業而將海狸引進當地卻徒勞無功，反而導致海狸數量激增，吞噬了該地區的南山毛櫸森林，建造許多水壩和池塘。奧格登表示，「牠們是神奇的大自然建築師」，他寫了篇論文，將海狸比喻為僑民，而非入侵者。（海狸也為鴨子和其他海洋物種帶來了福音。）奧格登補充道，入侵物種的範式並未考量到歷史、政治背景及其他細微區別，一個更好的概念應能表達出海狸存在於南美洲的道德複雜性，以及牠們別無選擇被迫遷移到那裡的事實。
奧格登認為，我們最終還是應該將海狸從森林地區驅除，儘管這麼做於心有愧，且要完全根除海貍的存在「似乎不太可能」。不過將海貍視作「僑民」的方式讓我們開始思考我們是否虧欠海狸什麼，而不僅是如何驅逐它們。在南美洲生活了 75 年之後，動物們難道沒有權利聲稱自己生活在那裡嗎？我們有什麼權利消滅他們？
我向著名的入侵生物學家丹尼爾·辛伯洛夫（Daniel Simberloff）提出了這個問題。他承認：「我不認為牠們會危及任何山毛櫸物種。」，並指出，目前還沒有足夠的研究來了解海狸對棲息於南部山毛櫸森林的物種所產生的影響。不過辛伯洛夫也指出另一威脅，「我認為引進外來植物的牧場正在破壞並取代這個原生生態系統，這是一場災難，儘管其他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觀點」。
即使被包裝為客觀科學，環境保育還是需要價值判斷。有人可能會說，10萬隻海狸的死亡應該被視作跟森林消亡同樣嚴重的一場「災難」。自然資源保護主義者將不得不做出選擇，是用入侵生物學被奧格登稱作「戰爭機器」的強硬手法來應對這樣的生態系統瓦解，還是接受不斷變化的世界。
目前，引起海洋生態學家派珀·沃林福德（Piper Wallingford）注意的深色獨角獸—如拇指指甲大小般的蝸牛物種，正在繼續向加利福尼亞海岸緩慢移動。沃林福德表示，「牠們是如何從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個，這仍然是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
在這個環環相扣的世界裡，看到其他物種面對氣候變遷所展現出的生存意志讓我們深感佩服。雖然我們還不知道深色獨角獸的下一步將如何移動，但牠們已經知道自己必須去到哪裡。
原文作者／Marina Bolotnikova
譯者／Bonnie Chiu 審定／吳宗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