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護環境反毒殺 /《死了兩次的動物:法官為何輕判毒殺犯?》2021.11.18

架構說明

我們從這幾年法院就毒殺案的相關判決中,分析出以下幾個主題:

首先(主題一)整理法院在裁判中對『動物和動物保護』相關論述與中心思想,以及(主題二)毒殺動物的被告們,會觸犯哪些法條並負擔何種民事、刑事、行政責任。接下來(主題三)探討最殘忍也是惡性最嚴重的『毒殺複數動物案』,由於民國106年動保法修法,立法者增加『毒殺複數動物罪』的刑責,朝向嚴刑峻罰化,我們想分析毒殺複數動物案件在修法前,法官是否過於輕判?及修法後,法官有因此判更重嗎?此外(主題四)也會個案說明法官針對毒殺案件的量刑因素?並探討為什麼有些法官選擇重判後,上訴二審又被法官推翻?其推翻理由為何?兩個審級法官對同一個案件的(動物保護)價值判斷似有嚴重落差!?

此外,實務上最重要是蒐證,因為對法院來說,有充分證據才能定罪,因此(主題五),我們根據毒殺案件的有罪判決,介紹哪些實體證據至為關鍵,且證明能力須達到相當程度,才能說服法官產生有罪心證?例如監視器須錄下什麼樣的犯罪畫面?現場照片如何能反擊被告的狡辯?採集毒餌及檢驗報告如何做,又有多重要?。最後一個主題(主題六)則根據台大法律系林明鏘教授的《台灣動物法》論文集,整理他對台灣動物保護法制的總檢討與建議,希望透過法律制度的完善與完備化,能有效提升台灣動物福利及其法律地位,讓過去被毒殺的動物們不會白白犧牲!

 

主題一:法院在裁判中對動物保護的態度

(以下文字摘錄自不同法院判決書並重新整理)

毒殺動物案件中飼主遭遇的侵害除了有形的財產損失外,還有多年來所付心理層面關愛及依存關係,因此,法院量刑時,會審酌被告有無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賠償損失,且相當重視被告的犯後態度。

雖然依據我國民法,動物只是「動產」一般的物品,然而,我國在1998年制定動物保護法,第一條就說明制定本法理由為『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物』,該法要保護的除了有飼主的寵物外,也包括無飼主的流浪動物。因為動物有生命,能對外界施加在他們身上的事有所感受,與一般無生命之物品不一樣,例如狗類動物具有相當於人類幼兒之認知能力,可感受人類情緒,並能透過眼神、肢體動作及聲音傳遞恐懼、痛苦等情感,若人類為發洩情緒傷害動物致死,其行為應予非難。

保護動物是現代社會之普世價值,我們應當善待動物,不應任意對之為任何騷擾、虐待或傷害之行為,人類既與動物同存在地球之上,動物是應該受到尊重、保護的獨立生命體,而非毫無意識的物體,此為動保法欲傳達的核心價值!

主題二:被告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責任

1.刑事責任
若行為人故意毒害動物致動物『死亡、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按現行動保法要負刑事責任,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還負擔二十萬到兩百萬罰金。例如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六條規定『故意傷害動物致動物重要器官功能喪失罪』,或犯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之違反同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不得任意宰殺動物罪』

  • 參考條文
    動保法第 25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宰殺、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但若行為人毒殺複數動物,則觸犯加重刑責的動保法第25條之一『使用藥物致複數動物死亡情節重大罪』,科刑範圍自一年起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最多得併科五百萬以下罰金,若未減刑或宣告緩刑,毒殺者就必須入監,此法是民國106年後才施行,期望有效嚇阻駭人聽聞、大規模的毒殺複數動物案件一再發生,避免目前殺害動物者,未來升高為對人命的傷害!
     
  • 參考條文
    動保法第 25-1 條
    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第一款規定,使用藥物、槍械,致複數動物死亡情節重大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前條或前項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

 

2.行政責任
根據動保法第33-1條,曾故意傷害虐待動物的行為人,不得認養依動保法第14條第一項所收容的動物,也不得飼養部分寵物,例如狗,但可以飼養貓,因為貓並非『應辦理登記之寵物』,此應屬法律漏洞,否則一個曾經毒殺多隻狗的人,未來還能接著合法養貓。
此外,根據第33-1條第三項,若行為人在毒殺案件中被判決有罪、緩起訴或處罰鍰者,地方政府應令其接受動物保護講習的課程。 

  • 參考條文
    動保法第 33-1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飼養依第十九條第一項應辦理登記之寵物及認養依第十四條第一項收容之動物:
    一、棄養動物。
    二、將不擬繼續飼養之動物送交動物收容處所。
    三、管領動物違反第五條第二項各款規定之一。
    四、違反第六條規定,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五、從事第十條各款之一所定行為。
    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對於受傷或罹病之動物,未給與必要之醫療。
    七、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任意宰殺動物,或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宰殺犬、貓或經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或販賣、購買、食用或持有其屠體、內臟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
    八、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前條第一項規定沒入動物。
    違反前項規定飼養寵物或認養動物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並應沒入其寵物或動物。
    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或依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一條經判決有罪、緩起訴或處罰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接受部分課程於動物收容處所參與實作之動物保護講習;其方式、內容、時數、費用收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最後要補充的是,若行為人毒殺動物但沒發生死亡結果(被醫院急救後恢復生命健康),法律上應適用動物保護法第三十條第一款,處以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屬行政責任,然而要注意的是,一旦行為人五年內又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前八款條文的動物保護義務,就要改為負擔刑責更重的刑事責任,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 參考條文
    動保法第 30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十款各款之一或第六條規定,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而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或過失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二、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十一款規定,寵物除絕育目的外,給予非必要或不具醫療目的之手術行為。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對於受傷或罹病動物,飼主未給與必要之醫療,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四、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宰殺動物。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未依主管機關許可方法宰殺數量過賸之動物。
    六、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宰殺動物相關準則宰殺動物。
    七、違反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使用禁止之方法捕捉動物。
    八、違反第十四條之二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製造、販賣、陳列或輸出入獸鋏。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二項規定,寵物繁殖或買賣業者於寵物買賣交易時,拒未提供購買者有關寵物資訊之文件。
    十、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規定,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業者於電子、平面、電信網路及其他媒體進行廣告行銷宣傳時,未標示其許可證字號。
    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規定之一,經裁罰處分送達之日起,五年內故意再次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規定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3.民事責任
從毒殺案的相關判決中說明法官會如何計算當事人所受損害,也就是被告的合理賠償範圍

  • 案例一:
    在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7 年易字第 518 號刑事判決中,被告因不滿住家附近野貓野狗繁殖過多,趁飼主不在家,6 個月大米克斯母犬獨自在家門口時,投擲摻有農藥之雞腿骨,該犬啃食後全身抽蓄嘔吐,到院急救治療,十分鐘內就心臟呼吸停止死亡。
    法院判被告(毒殺動物者)應給付原告(飼主)新臺幣41,300元,其中包括原告為證明被告毒殺,所支出的驗毒費用12,000元,及急救費用4,000 元,兩項支出均與被告的侵權行為具因果關係,法院另外審酌原告飼養犬隻每日飼料費、施打狂犬病、八合一等疫苗,及每月均支出去除心絲蟲、跳蚤等藥物費用,大概兩萬五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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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例二:
    在高雄地方法院 106 年易字第 869 號刑事判決,被告多年來因不滿飼主飼養多隻犬隻,有礙其居住環境衛生及生活安寧,雙方屢因養狗問題而生嫌隙,被告將摻有農藥之鹹水雞翅,丟到鄰居家中,讓他所飼養的五隻狗誤食中毒,因瀰漫性多重器官出血導致急性死亡。
    法院盼被告應給付原告四十八萬三千元,其中包括動物的急救醫藥費,被告恐嚇原告,造成原告長期精神痛苦,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以及原告提出動物醫院所出具之證明書,證明五隻狗的品種及市價,雖然被告主張這些狗不是原告所購買,而是認領的,但法院認為不能以此否定這些狗有依其品種、年齡、性別所決定之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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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還有一項民事責任尚未被法院統一見解,就是當心愛的寵物被毒殺死亡,飼主可否請求『精神慰撫金』?過去法院多是採否定說,主張就民法觀點而言,動物是『物』,原告的『物』被侵害,頂多請求賠償『物的財產價值』。然而,最近開始出現一些判決考量到動物(尤其是寵物)與人之間如同家人般的情感關係,認為在現行法未明確將動物定位為物之情形下,應該認為「動物」非物,而是介於「人」與「物」之間的「獨立生命體」。

若有人侵害飼主與這些『獨立生命體』之間的情感利益,應屬飼主的人格權遭遇侵害,可類推適用相關法條,允許飼主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但此類法院見解仍屬少數,有待未來發展。

(以上關於慰撫金的部分文字參考自『一起讀判決』)

 

主題三:毒殺複數動物案件

民國106年前,毒殺一條狗或十條狗,一律適用動保法第25條論罪,科刑範圍不大,刑度也不高,例如104年某案被告毒殺了七隻狗,法官只判他罰金十幾萬,拘役40天(得易科罰金,免入監)。立法者後來才針對『情節重大或累犯,有暴力犯罪之潛在高風險者』,增設動保法第25條之一『使用藥物致複數動物死亡情節重大罪』,並加重刑責,科刑範圍自一年起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最多得併科五百萬以下罰金,期望有效嚇阻駭人聽聞的毒殺動物案件一再發生,保障動物生命尊嚴,避免目前殺害動物者,未來升高為對人命的傷害!

我們列出一些發生在修法前後的毒殺複數動物案件,看看在修法前,法官是否都傾向判輕,以及修法後,法官有因此增加被告刑責嗎

修法前

  • 案例一:
    臺南地方法院 107 年簡字第 1779 號刑事判決,被告將摻入農藥的魚肉毒餌,放在農地,引誘犬隻食用,致三隻流浪犬誤食而中毒死亡,法官審酌被告因避免流浪犬破壞農地作物才毒殺,且在審理時坦承犯行,有悔意,認為被告『因一時失慮』才觸犯動保法『宰殺犬之罪』,相信沒有再犯疑慮,處拘役30天,併科罰 金10萬,且宣告緩刑2年,緩刑兩年意味著給被告兩年觀察期,若兩年內表現良好,觀察期滿後,法院所宣告的刑罰就失去效力,等同未受過有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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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例二: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6 年花原簡字第 47 號刑事判決,被告不滿鄰居飼養的寵物,到她家廚餘桶翻找撿食,將家中弄亂並隨地便溺,在一年內,接續在家中廚餘桶內添加農藥「加保扶」(臺語俗稱:好年冬),致犬隻9 隻及貓1 隻,分別因吃到廚餘桶內含農藥的食物中毒死亡。法官處有期徒刑2月得易科罰金,『得易科罰金』是指,若檢察官同意讓被告易科罰金,那被告就不用入監服刑,改成交罰金,毒死十隻動物罰六萬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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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例三: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4 年簡字第 1869 號刑事判決,被告因遭狗隻追逐,心情不佳而毒害7隻狗致死,處拘役40天,併科罰金新臺幣 12萬,如果檢察官讓被告的拘役易科罰金,同樣不用入監,毒死7隻動物罰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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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加重刑責後

  • 案例一:
    彰化地方法院 108 年簡字第 249 號刑事判決,被告飼養鴨隻遭野狗咬死,心生不滿,將農藥滲入肉塊放在狗群出沒地區,導致三隻狗中毒死亡,法官認為被告犯的是刑責較輕的動保法第二十五條『故意傷害動物致動物重要器官功能喪失罪』,處拘役肆拾日,併科罰 金20萬,且因被告和飼主達成和解,法官認為被告僅『因一時失慮而犯本案之罪,犯後已坦承犯行』,宣告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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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例二:
    嘉義地方法院 107 年嘉簡字第 312 號刑事判決中,被告將混有農藥的豬皮倒在路邊,誘使兩隻流浪犬吃後中毒死亡,經當地動保協會舉報後,警方才知,法官認為被告犯的是刑責較輕的動保法第二十五條違法宰殺犬隻罪,斟酌被告犯後態度及犯罪動機(飼養雞隻遭浪犬攻擊),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10萬,並宣告緩刑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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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案評析:
最令人不解之處在於法官為何不適用修正後,刑責較重的第25-1『使用藥物致複數動物死亡情節重大罪』論罪?難道兩個法官都認為被告沒有『犯罪情節重大』,不符合該罪要件?判決中未就此進一步解釋,我們只能推論兩案共同點在於犯罪動機皆為被告所飼養雞隻遭流浪狗咬死,或許法官認為被告犯罪動機『情有可原』,其毒殺犯罪情節非屬重大?案例二受害的是沒有飼主的『流浪狗』,由於沒有飼主會為他們的死亡感到痛苦跟損失,因此該罪行的惡害程度較小?

此外,兩案皆宣告緩刑,但根據陳宗元前檢察官說法,司法實務中,若想獲得輕判或緩刑,絕大多數都需要被告坦承其犯罪事實經過的自白,以及與被害人達成和解,這也是一般案件可以輕判或緩刑的主要原因

  • 案例三: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107 年審訴字第 347 號刑事判決,被告因鄰居所飼養的三隻狗長期追吠其母而心生不滿,以沾有劇毒的雞骨頭毒殺三隻土狗,法官認為被告犯刑責較重的第25-1『使用藥物致複數動物死亡情節重大罪』,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5萬,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約18萬。緩刑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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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所謂『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就是如果檢察官評估後同意,被告繳錢給國庫就不用入獄服刑,但必須法官處被告有期徒刑6月,才能有『用錢換自由的機會』,若處六月以上,就不能易科罰金

但本案被告所犯法條明明是刑責較重的第25-1『使用藥物致複數動物死亡情節重大罪』,法定刑是一年起跳,不能易科罰金,但為何本案被告只被判六個月?

原來法官認為被告不是沒來由殺狗,是因母親被狗追咬才心生不滿,且法官認為毒殺三隻狗不算太多,被告無前科,也與飼主達成和 解,若用原本第25-1論罪會太嚴刑峻罰,而被告有可憫恕之處,法官因此減刑!最後認為被告已受警惕,沒有再犯疑慮,且與飼主和解,因此宣告緩刑兩年,也就是兩年觀察期滿,若表現良好,等於從未受處罰。但就算表現不好被撤銷緩刑,他還是有機會不用服刑六個月得易科罰金。

動保法修正第25條之1,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過加重刑責,嚇阻此類殘忍惡性重大的毒殺複數動物案件一再發生,實現動保法尊重動物生命的立法初衷,且從社會安全角度而言,也能避免目前殺害動物者,未來升高為對人命的傷害!但就上開案例,我們不禁懷疑這些規範意旨和基本價值,有透過司法裁判獲得實現嗎?以上這些判決,仍未替動保法第25條之一的『情節重大』立下明確、公正的標準,我們也懷疑法院在減刑或宣告緩刑時,過於偏向被告(人類)的憫恕之處,似乎沒讓毒殺複數可貴動物生命的被告,因其行為的惡性而受相當之懲罰?

 

 

主題四:同樣一個案件,法官為何判得不一樣

1.何謂情節重大?

在臺中地方法院 109 年訴字第 143 號刑事判決中,被告將含有福瑞松成分之農藥與豬肉混合後,引誘兩隻狗食用,導致兩犬有機磷中毒引發肺水腫、腦出血死亡,被告辯稱『只是想給狗一點教訓,因為狗會衝出來嚇到小孩,害小孩不敢出門玩』
本案判決書連接

  • 一審法官認為情節重大:
    一審法官認為,縱然犬隻會追小孩,本應循合法管道處理,且2 隻狗的胃內容物農藥劑量相當高(福瑞松成分分別高達406.71ppm、56.97ppm),顯非『只是想給狗一點教訓』,被告讓飼主遭受如同失去家人的痛苦,損害巨大而無可彌補,應認『情節重大』
     
  • 二審法官卻認為情節不重大:
    但經被告上訴到二審,二審法官卻認為飼主違反飼主義務在先,竟放任犬隻在馬路遊蕩,對附近住戶造成困擾,被告才憤而用農藥毒死兩隻狗,『不能認有情節重大』

本來一審法官認為被告違反動保法第25條之一『使用藥物致複數動物死亡情節重大罪』,科處罰金50萬,必須入監服有期徒刑1年。但二審法官最後改判被告違反刑責較輕的第25條『不得任意宰殺動物罪』,罰金25萬,有期徒刑7個月,但宣告緩刑兩年,也就是只要兩年觀察期內表現良好,除了不用繳罰金跟坐牢,最後也無前科。 
二審判決書連接

評析:
二審法官僅以飼主違反義務,就認被告毒殺兩狗的行為『情節不重大』,略嫌草率,暗指被告的惡劣行徑是情有可原。然而,就算兩隻狗真的長期造成附近住戶困擾,在馬路遊蕩追趕路人,導致小孩不敢出門,但判決內文中,也沒對這些指控進一步查證,僅憑被告所言就相信其罪性不大,我們不得不問:怎樣的毒殺行為才屬『情節重大』?二審判決為了輕罰被告,法官在自由心證中似乎為『情節重大』這個『不確定法律概念』設下了過高門檻!

2.法官量刑因素:得否減刑或緩刑?

  • 一審法官認為不得減刑、不得緩刑的理由:
    一審法官認為『減刑』是為了避免『犯罪情節輕微,卻嚴刑峻罰』,『得否減刑』須就個案具體情形審酌,被告雖輕度身心障礙,但他就農藥具有毒性、得使動物痛苦一事,顯然無判斷能力不足問題,且偵查中一再謊稱『以吳郭魚餵食犬隻、水瓢內有農藥殘留,不是他下藥等』,直到審判才坦承。法官審酌其犯罪計畫、手段及後續處理等,認為輕度身心障礙對他犯罪行為應影響不大,客觀上沒有『情輕法重』之處,不得減刑 

    一審法官更在判決書中表明,若給被告緩刑(不用坐牢)將使被告認為『給動物教訓也不會有什麼實質不利益』,難保未來他不會因為想給人一點教訓,就用惡劣手段實際損害他人生命、身體。
    本案判決書連接
     
  • 二審法官允許減刑並宣告緩刑的理由:
    由於被告上訴後與飼主成立和解,賠償50萬元,飼主也同意給被告無罪或緩刑貳年之機會,又被告輕度智能不足,心智年齡不高,而飼主也未盡保護義務在先,放任狗遊蕩造成鄰居困擾。二審法官在審酌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生活情況、智識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犯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認為被告在二審判決之後,當知警惕而無再犯疑慮,雖然行為構成犯罪,但沒有執行必要,宣告緩刑兩年,也就是給予兩年的觀察期,若兩年內表現得好,觀察期滿後,法院所宣告的刑罰就失去效力,等同未受過有罪判決。
    二審判決書連接

評析:
我們觀察到許多上訴二審案件,被告與告訴人兩造若有和解,法官就會為被告減輕刑度,甚至宣告緩刑。另外,上開案件中,就被告『輕度身心障礙』條件而言,一審法官認為不影響被告毒殺動物過程的判斷能力,因此不得減刑,且指出緩刑將使被告誤以為傷害生命不用付出代價,然而,二審法官卻認為被告的心智狀況,及飼主未照顧好寵物等因素,影響被告憤而做出犯罪行為,主張被告未來應無再犯疑慮,無執行必要,因此宣告暫緩執行有期徒刑(緩刑)。

兩個審級之間,法官對被告的『犯罪情節是否重大、得否減刑、輕度身心障礙對犯罪的影響性,再犯風險的評估』等,都有相當不一致的判斷,雖然依照法律,量刑過程是個別法官獨立審判、自由裁量的範圍,但這種前後兩個審級,如此不一致的論證和量刑標準,也會讓民眾擔心,告訴人進法院難不成就像賭客進賭場,除了手邊籌碼(證據)外,運氣才是王道?若遇到比較重視動物保護,將寵物視為家人,極度厭惡殘殺無辜動物者的法官,才會給予被告嚴厲但適當的懲罰,反之,若遇到過於相信被告只是一時思慮不周,認為其惡劣手段背後的動機是情有可原,整體犯罪不算情節重大的法官,則會輕判被告。但願未來法院能統一見解,就毒殺複數動物罪中『情節重大』這個要件,訂下明確的操作標準以昭公信。

 

主題五:證據

若要讓法官作出有罪判決,最重要的就是證據!證據必須在法庭上通過嚴格檢驗:除了證據的取得過程必須合法(不是出於脅迫或違法取證而來),且須經法定調查程序,例如法官親自勘驗證據,或在法庭上讓被告對證據提出反駁跟辯護等,最終,法官才能以這些通過嚴格檢驗的證據做為判斷根據,若要做出有罪的判斷,法官所採用的證據,還必須達到一般人均無合理懷疑,確信其能證明犯罪事實的程度,才能作出有罪判決,反之,法官若認為證據的證明力不足,就只能做出有利於被告的無罪判決!

刑事裁判設下層層關卡,就是為了保障被告的權益不被任意侵犯,確認國家對被告發動刑罰是出於正當性,因此,就算旁人非常確信被告就是毒殺動物的人,但在法院上提出的證據不足,法院也只能當庭釋放,就像在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易字第 70 號刑事判決中,法官勘驗犯案現場監視器畫面,卻未發現被告開車經過被害人住處時,有開車窗丟毒餌或任何物品之情形,也沒有狗叼住毒餌或其他物品的畫面。

被害人(飼主)雖回憶『被告疑似有從車內丟東西』,但被告說『可能是丟剛吃完的玉米』,基於『被害人(飼主)證詞不能作為被告定罪的唯一證據』,且當狗被毒死後,被害人只將狗掩埋,將毒餌丟掉,未將屍體和毒餌送給相關單位檢驗,因此缺乏犬隻死因鑑定也未確認毒餌成分,犬隻死亡的真相已無法查證!被告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獲得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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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真兇逍遙法外,動物在毒殺案中無辜犧牲,以下我們將介紹最常見的幾種證據,能將犯人繩之以法,讓法官做出有罪判決,並進一步說明什麼樣具體內容才是定罪關鍵,及相關注意事項

  1. 犯案地點附近的行車記錄器、監視器
    在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7 年易字第 518 號刑事判決中,行車記錄器拍下被告將某物拋向狗籠後離開,被告還回頭確認狗有無將某物叼回籠內,即使行車記錄器沒錄到狗吃下毒餌後緊接抽搐嘔吐,但憑經驗法則及其他補強證據(檢驗報告、目擊證人證詞等)已足夠證明犯人毒害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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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證人
    證人有兩種,一種是一般證人,通常與被告無利害關係,可能是目睹犯案經過的路人,或陪同被害人(飼主)前往調查的動保檢查員等。另一種則是被害人(飼主),當自己的寵物遭受毒害,飼主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固屬證人,然而他的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對法院而言,這種證人的陳述難免有偏頗疑慮。

    因此,法律特別規定『被害飼主的陳述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還需要就其他方面調查,除非有補強證據(ex.監視器畫面、其他一般證人的證詞)證明與被害人陳述的事實相符,被害人的陳述就能作為定罪被告的基礎
     
  3. 錄音錄影
    現代人經常用手機錄音錄影來搜集他人犯案證據,但要注意的是,私人以錄音、錄影之行為所取得之證據,要小心不能觸犯刑法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規範,例如用手機偷錄被告與他人在房間裡的私密對話,就有妨害秘密罪的疑慮 

    但以下幾種情況所搜集到的證據是合法可用的,例如,為了證明被告曾恐嚇、侮辱自己,或讓被告脫口而出他確實有毒害動物,用手機錄下自己與被告的對話或畫面,或取得他人同意,請他自己錄下他和被告之間的對話,證明被告的犯案事實經過等,這些沒有破壞當事人合理隱私期待的行為,皆屬合法的蒐證行為,也不用擔心侵害到對方的肖像權,因為蒐證目的具有正當性並能維護公共利益,不具有違法性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6 年易字第 869 號刑事判決:『私人取得之證據,除係以強暴、脅迫等非和平之方式或係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及刑法之規定所取得者外,並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亦即應得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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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屍體、毒餌、檢驗報告、診斷說明書
    在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7 年易字第 518 號刑事判決中,被害人(飼主)將誤食毒餌的家犬送醫急救後,趕緊『採集現場遺留疑似毒餌之帶骨雞肉,並於犬隻死亡後提供屍體、診斷證明書,向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陳情,並由該防疫所轉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採取犬隻腸胃內容物及疑似毒餌樣本檢驗,檢驗出犬腸胃內容物及疑似毒餌分別有農藥「納乃得」583.2ppm、40436.7ppm。動物中毒後,往往會在短時間內出現明顯痛苦不適的症狀,現場若有發現任何疑似毒餌的殘留物,務必留存作關鍵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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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現場照片
    在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106 年易字第 682 號刑事判決中

    現場監視器錄有被告放置某物,兩隻狗吃後中毒的畫面,但被告辯稱他是撿其他人丟棄的袋子來裝食物殘渣給狗吃,主張『袋子裡原本就有農藥,他沒有注意到,農藥才會沾染到他所倒入的食物殘渣』

    但從現場照片觀之,被告所傾倒的食物殘渣本身就有明顯的白色液體夾雜其中,而單純遭人食用後之雞骨頭、雞腳,不可能混雜有白色液體,則上開白色液體,為被告另外加入之可能性甚高。此外,袋子是透光材質,依社會一般經驗,被告在裝食物入袋時,應可發現內有白色不明液體,被告竟聲稱未發覺袋內殘留白色液體,有違常理,法院因此推論農藥並非原本即殘留袋內,而是被告另外加入

    當我們遇到疑似毒殺案件,在現場採集證物時,記得拍照記錄每個證物的『當下狀態』,包括動物、毒餌和周遭環境,自己留存『第一手證據』,有機會在日後作為推翻被告說謊、狡辯或卸責時,最有力的定罪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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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六:學者對動保法制的總檢討與建議

我們相信應對殘忍殺害無辜動物者,施加相當的刑罰,才能避免正義的沈淪。然而,從許多毒殺動物的判決中,發現絕大部分被告,因為『得易科罰金或諭知緩刑』,淪為『從未執行有期徒刑』。林明鏘教授在他的《台灣動物法》就指出,若法院裁判一再悖離動物福祉進而輕判,一方面會嚴重減損動保法的規範效力,更嚴重地可能會造成人民僥倖心理。

在《台灣動物法》這本論文集中,台大法律系林明鏘教授以動物福祉的討論為中心,逐一檢討台灣各種動物法制的不足,提出如下建議,希望能從制度上全面提升台灣社會對於動物的保護。以下內容主要摘選自台大法律系教授林明鏘《台灣動物法》一書。

1.動物保護入憲
現階段,我國對動物保護的規定僅存於動物保護法上,因為位階過低,無法有效改變許多對動物不友善的法律,例如民法和刑法仍將動物定位成『私人物品』,不含動物保護的基本概念,一旦動物保護入憲為基本國策規定,未來國家就有促進動物福利的憲法義務,動物福利將和人類的財產權、學術自由、信仰自由站在平等地位受國家保障,不再是必然被犧牲的一方!

由於憲法規範具有最高效力,可以拘束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的行使,一旦動物保護入憲,我們更可以要求立法者修改牴觸動物福利的法律,要求司法權不得於裁判時偏袒人民、輕視動物保護,更可以透過公益訴訟要求行政機關履行其保護動物的法定義務,不得藉口人力不足或經費短缺,而坐視目前動物持續、大量承受痛苦。

動物保護入憲的三大功能:

  • 引導:引導立法者未來全面檢討現行動保法、野保法及畜牧法等規範,引導立法者改善關於動物的各種法律,徹底實現動物保護的基本價值
  • 匡正:目前行政機關執法和司法裁判上,都過度傾斜保護人民的『財產自由』『學術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將動物保護提升到憲法位階,動物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才能平等地受國家直接保護,國家應盡力在人類與動物的利益上取得最大平衡
  • 教育:一旦憲法明示動物保護為我國基本國策,除了各級教育機關應具體落實於生活教育外,也對立法者、行政官僚及法官具有相當的教育功能 
     

2.放寬受保護動物的範圍
動保法第三條第一款對動物的範圍明定,僅限有人飼養或管領的『有主動物』始受保護,但過去修正第六條『不得騷擾虐待傷害動物』,已將動物範圍跨大及於無人飼養或管領的動物,例如流浪動物,只因為修法過程中,遺忘了應一併修改第三條第一款對動物的定義。因此,理想的做法還是修改動保法第三條第一款對動物的定義,在寵物後明文列舉野生動物、流浪動物及展演動物較為周全。至於不受人為飼養或管領的野生動物,是否列入動物保護法的保護規範問題?因為還有針對野生動物的野生動物保育法,在實際操作上,可能會有兩條法律雙重處罰的問題,有待再行深思。

動保法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動物:指犬、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包括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寵物及其他動物。
 

3.提高動物的法律地位
與動物相關的行政管制規定很多,但其制定目的絕大部分是為了維持人類社會生活秩序,或保護人類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安全,並沒有意識到動物保護或動物福祉的觀點,且相關法律皆定性動物為『物』,與其他不具生命之物等同看待。

但隨著人民對動物福祉的重視,動物不再只是被利用的『客體』,而應強調『動物非物,是獨立生命體,應受法律特別保護』的基本概念,許多學者開始建議於動物保護法中,明確定位脊椎動物是介於『人』與『物』間,享有一定特殊權利之地位,並斟酌修改民法『物』之規定及刑法『毀損罪』等相關現行規範,才能於整體法秩序中,將動物福利『最大化』,貫徹台灣全面保護動物並提升其法律地位之基本價值。
 

4.行政機關對毒殺案件的事實調查及舉證困難
動物保護法雖然明文禁止虐待傷害動物,且有刑事責任,但常因為調查或舉證不足,導致受罰案例並不多見,以2014年為例,全國大約有七百件檢舉虐待傷害動物案件,但只有99件加以處罰,其他皆因證據不足或其他原因而不成案。在事實調查困難,行政機關缺乏警察有效的職務協助,而行政機關又常態性地『缺人缺經費』條件下,動保法難以發揮其應有的管制功能。
 

5.行政稽查需要足夠的人力及經費
動物保護法能否有效提升動物福祉,其關鍵之處在於各級主管機關須具備足夠的人力及權限去執行法律。但像動保法第二條,只規定地方政府應設『專責動物保護機關』執法,卻未規定中央主管機關也應設動保機關負責統籌跟發號司令,容易導致地方機關各自為政。動物福祉提升的工作,能否全國一致步調並拉高至相當水平,值得高度懷疑?

此外,動保法只在第二十三條第七項中,要求主管機關『應逐年編列預算,積極推動動保工作』,卻沒有『充足經費及充足人員』的要求,使得本條如同訓示規定,而無強制效力,難保中央與地方主關機關在缺錢及缺人的理由下,怠於執行法令,在『缺錢缺人』的客觀條件未釜底抽薪改變之前,只能以『疲於奔命』『心有餘而力不足』來期待執法機關了。

 

結語

法律制度提供人類合理使用動物的人道規範,是保障動物福祉的基礎或始點,但制度的建立不代表目標之達成,仍須透過不斷倡議動物權益、國民教育、有效執法及全民共識的支持,才有辦法一步一步地持續往前推進,這個推進過程一定會遭受諸多反對力量和部分人民之質疑,但假以時日,克服諸多考驗後,這些進程將成為我們建立一個愛護動物的文明社會之演化軌跡。

文/沈鑫河 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