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反對活體解剖者已經提出警告，執行活體解剖可能讓研究人員和醫師對萬物生靈變得冷血無情。
當我們對虐待動物的問題表示擔心時，我們想到的不僅是動物承受的痛苦，還考慮到凌虐動物者可能對人類社會造成的潛在危險。貝茲（A. W. H. Bates）是一名法醫病理學家和動物倫理學者，他提到十九世紀英國尤其如此，照顧自己家人的醫生同時可能虐狗，這個想法令人不由毛骨悚然。
貝茲提到，英國國會在十九世紀初開始著手解決動物虐待的問題。日漸壯大的倫敦菁英發現家畜遭受的對待令人不安。這些動物的狀況極差，他們認為這是勞工階級的冷血和殘暴所致。立法人士爭論著對動物殘忍是否連帶對人類也有暴力傾向。不過，起初人們只將矛頭指向貧民。
1824年，科學性質的活體解剖成為關切焦點。該年，法國醫生弗朗斯瓦．麥戎迪（François Magendie）在倫敦一所解剖學校，公開示範活體切開一隻被釘在桌上的獵犬。儘管在當時，英國也有醫師執行活體解剖，但主要還是盛行於歐洲大陸。麥戎迪的行為激起強烈抗議，一部分是因為當時存在的反法情緒。
維多利亞女王私下曾說，活體解剖是「人性邪惡的最惡劣表現之一」
英國醫師普遍譴責麥戎迪的示範行為根本沒必要，因此很殘忍，而且是玷汙了他們的專業。可是另一方面他們還是替活體解剖辯解，認為只要實驗能取得重要結果，活體解剖還是可以接受。
貝茲提到，數十年來人們對活體解剖的擔憂與日俱增。反對人士提出警告，執行活體解剖可能使研究人員和醫師對萬物生靈變得冷血無情。1844年時，《新教雜誌》（Protestant Magazine）刊登了一份〈給家長的警告〉，提醒民眾避開會執行活體解剖的醫生。維多利亞女王私下也表示，活體解剖是「人性邪惡的最惡劣表現之一」。
1875年成立的全國反活體解剖協會（National Anti-Vivisection Society, NAVS）認為，科學家對人體實驗的興趣日益濃厚，對象包含了死囚和貧民，這都要歸咎於活體解剖。
貝茲認為，活體解剖的爭論反映了在亞里斯多德的德行倫理學的框架下，醫界持續關心的重點。當時的英國社會普遍傾向功利主義或義務論的倫理學，在意的是行為本身的對錯，醫界關心的則是醫者個人的品德。決心與惻隱之心兩種德行必須取得平衡，執行艱難而必須的程序之同時，別讓自己對生靈的痛苦習以為常。
按照這個邏輯，部分生理學家便把自己的工作當成一種犧牲，曾有人寫說這個過程有時「讓他們痛不欲生，必須用上全部的意志力，才有辦法全程做完以實現目標」。
最終，隨著專業規範的轉移，活體解剖的爭論逐漸從公眾的意識中消失。十九世紀末期，動物實驗逐漸成為專業生理學家的專門領域，不再由職業醫師來執行。病人和家長們再也不用擔心他們醫生的道德操守了。
編按：上文紀錄了十九世紀時動物實驗關於活體解剖的爭議。在當時反對活體解剖者警告：部份動物實驗可能讓研究人員和醫師變得冷血無情，也因此十九世紀末期，動物實驗逐漸成為專業生理學家的專門領域，不再由職業醫師來執行。而現今的動物實驗對於動物福利已比過去重視許多，但更重要的是：許多動物實驗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受到了質疑。
動物與人類在生理和基因上的差異，意味著動物實驗的結果並不總能精確地預測人類的反應，這導致了大量的實驗資源浪費和研究結果的不一致。此外，一些實驗顯示，使用動物模型進行藥物測試的成功率極低，這不僅拖延了有效治療的發現，還增加了研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