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當代「動物行為學」成為動物保護政策遊說的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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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的「裡應外合」策略:讓當代「動物行為學」成為動物保護政策遊說的好幫手

文字/吳宗憲(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攝影/彭璿•LEN蔡秉志

最近幾年Youtube等網路影片當道,在人們獵奇的心理作為背景,加上各種社群媒體如Facebook的串連下,各種與動物相關的影片常常成為傳播的主角,這些影片中,有一類是控訴虐待動物的影片,常使觀眾產生義憤進而人肉搜索,另一類則是報導動物之愛或英勇事蹟的影片,例如:一匹飼料不虞匱乏的馬,用嘴將牧草餵給關在隔壁的同伴 ;或者小狗街頭守護同伴屍體不願離去 ;又如黑狗媽媽餵小貓咪母奶,視如己出 ;甚至有家貓勇撲惡犬、救小主人 。其實,對於那些有過寵物經驗的飼主們來說,動物的感情、智力、情緒,幾乎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上述的故事對他們來說,就是每天發生在身邊的現象,然而,對於不曾與動物相處的人們,則多半將之視為巧合,選擇以奇聞軼事的角度來看待這些故事。

但是,作為政策制定者或者科學家,不能將人類需共同依循的法律或政策,建築在個人的經驗之上,必須以更「科學」的視角來看待這些動物行為,若誤認動物的行為,施以錯誤的對待方式,對於動物本身、生態環境,都可能造成很大的傷害。舉例而言,在知名「血色海灣」影片中,導演Psihoyos便在影片中談到,在海洋公園裡被囚禁表演的海豚,他們的微笑,是人類對自然界最大的誤解,事實上,海豚非常需要自由,而且他們是智能生物,他們的呼吸是有意識的,他們會選擇憋氣然後死亡,這相當於人類自殺的行為,他們忍受不了被豢養,所以會選擇自殺。

只是,制定公共政策過程當中的「科學」所指為何,科學界常是人言言殊,過去,在實證主義的桎梏下,動物行為學假定動物沒有心靈,只能在刺激後被動地反應,因而常淪為虐待動物的知識,所幸,當代動物行為學已逃出了實證論的陷阱,對動物的心靈展開了豐富的研究,而筆者認為,當代動物行為研究或許無法取得學界的共識,但在道德政策決策結構與當代典範變遷的潮流下,也許可以對動物保護政策遊說的推動,產生「裡應外合」之效。以下謹先說明動物行為學的演變,之後再說明其成為政策遊說助力的原因,最後分析動保界應如何努力,才能「裡應外合」地推動動物保護政策。

一、動物科學的誤解與動物虐待

雖然在古希臘時代,就有動物行為與哲學的討論,但是直到1735年,生物學之父Lineaus出版了「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一書後,才開始有系統地透過實證的方法研究生物的分類,然而,當他面對生物的起源時,採取的還是古希臘與聖經的「創世論」觀點,在「自然系統」一書的開始,就引用聖經:「你且問走獸......凡活物的生命,和人類的氣息,都在祂手中。」(約伯記十二章7,10節),因此,生命可以從低到高被排列,人類主宰了地球,此外,他也將動物的行為視為該物種必然顯現的特性,即所謂的「物種典型行為」(Species-typical Behaviors)或「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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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Darwin在1859年出版「物種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提出革命性的「演化論」(Theory of Evolution)之後,將動物的演化視為對環境的適應策略,因此,動物的情緒、智能以及行為之所以會演化,都來自於環境的挑選,將最能適應環境的基因,透過繁殖的方式遺傳下來。
另外有一系列的理論,與演化邏輯非常近似,主張動物在面對外在刺激時,是依靠先天設定好的既定行為模式(Fixed Action Patterns)來作出反應,但這系列的理論,與演化邏輯不同的是,這系列的理論,更強調動物因應當下環境的反應行為,而非物種演化的特徵。而這類的理論又可以分成兩種途徑,包括最早的動物行為學家,以及行為科學研究傳統的心理學家。前者透過觀察自然界的動物行為來獲得動物行為的特徵,現代動物行為學(Ethology)之父Whitman以及發現鳥類「銘印」(Imprinting)行為的Lorenz,以及與之共同獲得1973年諾貝爾生物獎的Tinbergen都是這類學者;而行為科學研究途徑的比較心理學者,則是透過實驗設計的方法,來了解動物面對刺激時的行為,著名的案例包括: Skinner透過飢餓白老鼠的操縱杆實驗、 巴夫洛夫研究狗的唾液分泌,來了解動物面對刺激時的反射行為,另外還有一個由Harlow開始的,極具爭議性的研究--母愛剝奪研究(Maternal Deprivation Studies),透過猴子的「厲鬼布媽媽」以及真實的「厲鬼猴媽媽」的一連串實驗,來了解小猴子在缺乏母愛的狀況下,會發展出甚麼樣的行為模式。

然而,不論是演化論,或者是早期動物行為學家,乃至早期的比較心理學家, 都對於動物的行為採取「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觀點,希望用物理、化學作用和自然選擇解釋一切生命現象,Morgan便說道:「如果我們能夠以較低於心理學的級別來解釋它們的行為,我們就沒有理由將動物的行為,解釋為透過心理機制而發揮了作用」 ,在這樣的邏輯下,在這些學者的中立專業術語裡,便將「動物」視為客觀的「物體」,動物互動中若出現類似人類的「愛」(Love)的行為,卻會被稱為「依附」(Attachment),在個時期,既然動物只被視為物品,不像人是有意識、有感受的個體,因此也就不具有不被傷害的權利,這也就使得人們對彼時廣泛而嚴重的動物虐待事件視若無睹。

二、當代動物行為學者觀察下的動物心靈

當代的動物行為學者以及比較心理學者,開始重視動物的「心理」作用對於行為的影響,過去科學家無法接受的軼事般的證據,也開始被採用作為推論的根據,當代學者也不再只是使用普遍性的概括論述,將動物的行為化約為物種的特質,例如「黑猩猩都是家父長制的」、「狗都是有層級節制的」或者「兔子都是有領域性的」,反之,當代動物行為家,更重視同一物種之內各別動物的行為特質,此外,動物學家甚至接受將「審慎地動物擬人化」(careful anthropomorphism)作為未來研究的途徑(DeMello,2012:358),人類越來越無法否認動物有思考的能力、能感受、具有感情,也因此,人類不應該剝削動物。

這些研究,例如:動物是否擁有「智能」(Intelligence)的討論中,Griffin的認知行為學(Cognitive Ethology)研究策略,便去尋找那些看起來似乎很「聰明」的行為例子,管牠是狗、貓(cats)、蜘蛛或黃蜂;以這些行為,做為「動物會思考」的證據(錢永祥等譯,2002:20)。例如:在一個實驗中,老鼠被放在一個有六個活動式隧道的大型密閉空間裡,每一隻老鼠都被訓練成必須依照所編訂的序列,只從其中一個隧道取食(比如說,第三、第四或第五隧道),結果,所有老鼠都學會了進入正確的隧道,其中有些老鼠,在十二或十八個月後重新測試,仍然維持正確。而且,那些被要求進入第五個隧道的老鼠,最後都學會先走到第六個隧道後再倒退一格,很顯然,從六「倒著算」到五,是比從一「往上算」到五容易許多(錢永祥等譯,2002:20)。另外一個例子則是,Kohler(1925)發現,黑猩猩在觀察空間狀況後,會透過堆疊木箱來架高,取得自己喜歡的水果,另外, Kirkpatrick(2007)作過一個實驗,讓黑猩猩Belle知道在兩個箱子中有不同的東西:一個裝著食物,一個裝著蛇,然後讓它和其他黑猩猩一起進來,它將其他黑猩猩帶到裝蛇的箱子前,把其他黑猩猩全嚇跑了以後,自己到另一個箱子取出食物單獨食用,因此,看來黑猩猩能夠進行欺詐,能夠預測別的個體的反應並從中獲利,此外,Fentress(1967)在與他的狼夥伴Lupey互動多年後,寫出了一系列的觀察研究,他發現Lupey能夠區別人們有意或無意的傷害,對於人類無意的冒犯,Lupey會以嚎叫警告,但最終選擇原諒,但是,對於有意的傷害,Lupey甚至會記恨終生。

除了有意識地欺詐以外,黑猩猩也能有意識地冒險利他。Goodall(2010)觀察到這樣一件事,雌猩猩Pom和她的弟弟Prof一前一後在森林中走,Pom看到前面的路上有一條大蛇,發出了警告逃到樹上,但Prof沒看到蛇,繼續向前走去,於是Pom從樹上跑下來,滿臉驚慌地抱起Prof一起跑掉了。

至於動物是否擁有「情緒」的研究方面,也有許多動物行為學者發現了重要的事實。一般而言,他們認為動物和人類一樣都具有「初級情緒」(Primary Emotions),包括快樂、恐懼、生氣、驚訝以及悲傷等情緒,甚至有些動物行為學家認為,動物也具有「二級情緒」(Secondary Emotions),例如後悔、渴望、忌妒等(錢永祥等譯,2002:362)。實際的案例如:國際大象救援基金會(Founder of Elephant Aid International)的Buckley 也曾經記錄了,從馬戲團救回的Shirley,再見到也是在同一個馬戲團表演的Jenny之後,這兩隻睽違22年不見的好朋友,便在見面的當下,展現出異常的興奮,且之後在收容所內幾乎形影不離;另一些案例則是,當大象遭遇到親人或朋友的死亡時,會跟人類作出非常類似的反應,從一開始的否認(會試著扶起已死亡的象,或者拿食物餵養他),到簡單埋葬,並且為其守夜,並且會蒐集自己親人與朋友的遺骨(Moss, 2000);另外,Goodall也發現,黑猩猩Olly在四個星期的嬰兒夭折時,悲痛欲絕,繼續照顧她好一陣子,另一隻Flo的雌黑猩猩死亡後,她的兒子Flint因過度傷心而死亡。

某一些動物所展現出來的行為,則更是令人驚訝。包括:利他、同情、英雄行為、合作、害羞、自豪等等。例如: Goodall(2010)發現,當黑猩猩不小心當眾跌倒時,會展現出和人類一樣的尷尬表情,此外,從一些影片中我們也發現,草食動物在面對肉食攻擊的時候,為了保護自己的小孩,會不顧危險和獵食者搏鬥;飼養的狗、豬、鸚鵡在火災時,會設法叫醒自己的主人;動物行為學家Bekoff便從「非人」動物的角度,針對善良和同情,及其與公平和道德行為的關聯,著作了「動物的感情生活」(The Emotional Lives of Animals) (Bekoff,2008)、「動物宣言:擴大同理心足跡的六個理由」(The Animal Manifesto: Six Reasons For Expanding Our Compassion Footprint) (Bekoff,2010),並與Jessica Pierce共同著作「野性的正義:動物的道德生活」(Wild Justice: The Moral Lives of Animals)(Bekoff & Pierce,2009)。這些書顯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無法準確反映動物之間的互動方式,並且我們可以在其他動物身上發現人類具有同理心行為的演化根源。許多動物擁有非常豐富的社會化生活,互助合作和關懷照顧,這些行為,如同競爭和殘忍一般,是每一道演化過程的關鍵,個體形成錯綜複雜的社會網絡,並藉由多種行為模式,使個體間維持緊密且大致上和諧的關係。Sussman(2005)等人也指出,「非人」靈長類動物中,90%以上的社會行為屬於關係和合作,而不是競爭或衝突。並且這些社會化動物生活的群體,往往會形成潛在的遊戲規則,也就是所謂的「正確」或「錯誤」的行為規範。

三、動物行為學的方法論分歧困境

然而,當代動物行為學的知識,難道沒有引起科學界的爭議?當然有,這其中最大的分歧還是,某些科學家認為,上述這些證據可以作為「非人動物」具有高度「人性」或「靈性」的動物行為,其行動是來自一個個美麗的心靈,但另外一些學者認為,這可能只是動物在演化後,該物種具有的自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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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例子來說,未斷奶的小豬,如果跟母親分離,他的步伐會很緩慢,且在每一兩秒安靜後會發出咕嚕聲,並且隨著分離的時間越來越長,叫聲會越來越激烈,而母豬即便只是聽到錄音機裡面的小豬呼嚕聲,母豬都會給予回應,而如果是更激烈的呼喚,母豬也會回應得更激烈(Weary et al, 1997),根據這樣的動物行為,有學者就認為小豬產生了「分離焦慮(separation distress)」的心理,但是,也有學者會認為,由於此一行為,在演化上是有利的(叫喊可以引起成年動物的協助,增加存活機率),而其他需要父母帶的動物在面臨分離時也都會呼叫,如鳥、牛、猴子等,因此,這些呼叫的行為可以被視為是設定好的自然演化行為(Fraser,2008:149),未必跟動物的心理狀態有關。

除了動物是否擁有心靈的辯論以外,另一個常見的爭議,在於某些生物學家認為,動物行為學家的實證觀察不夠「科學」,因此會期待動物行為學,能夠和物理數據資料進行交叉檢證,舉例來說,某些畜牧場為了避免羊的尾巴因衛生維持不易,產生寄生蟲及疾病問題,有時候會選擇為「羔羊進行截尾」(tail-docking of lambs)的手術,這種手術分成「綁死」與「物理手術」兩種方法,在動物行為學者透過觀察後發現,「綁死」的方法從動物行為上來說,會使羔羊行為產生非常激烈的反應,因此判定以手術的方法比較不會痛苦(Molony,et al,1993: 244),但是,若是經過生理數據的蒐集,卻會發現,透過物理手術的方法,羊隻的「腎上腺皮質醇」(cortisol)相較與綁死的方法,卻升高比較多,因此證明其疼痛更嚴重(Lester et al,1996:45),此一案例便說明了,若以動物行為作為決策的依據,顯然會與物理數據產生矛盾。此時,究應以何者為準,就常產生爭議。

因此,究竟當代動物行為學背後所假定的「動物心靈」是否存在,能不能作為政策考量的基礎,其爭議其實來自實證主義與反實證主義的「方法論」信仰的對立,以及實證方法所得的資料如何能夠更「科學」的兩大問題。

從方法論來說,從孔德(Comte)以來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者,他們認為:吾人不能夠已看不見的現象,來解釋看得見的現象,因此,不能被觀察到的,就不能算進科學,即便發現了動物看似心靈活動的現象,科學的方法就是將主觀的心理活動,最後都化約為物理現象(Lenzer,1975);然而,當代反實證主義的觀點,卻認為「研究無法被直接觀察的現象一點都不會"不科學"」(Rushen,1985),因此,像是女性主義那種帶有敘事性的、系絡重於理論、同情更勝於客觀的研究方法論點,也都應該是科學調查中可以使用的方法之一,並且,當我們能夠將「動物的主觀意識」放進理論當中,常常能夠產生更簡約的理論,若舉狗的行為為例,我們發現,如果理論當中有了狗的「心理期待」,我們就能夠更好地解釋為何食物還沒有到時,她們會豎起耳朵,吠叫,而不只是觀察到一系列的「刺激-反應」的行為鍊而已( Baenninger, 1990: 257)。而這種反實證論的觀點,從Dawkin(1980)的「動物的苦難」(Animal Suffering)一書開始,當代越來越多的動物行為學者如Kahneman(1999)的「幸福:快樂心理學的基礎」(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以及Panksepp(1988)的「情感的認知神經科學:人類和動物情緒的基礎」(Affective Neuroscience: The Foundations of Human and Animal Emotions)都開始傾向於採取這種觀點。然而,總體來說,實證論與反實證論的觀點,至今仍然在相互辯論當中。

至於如何能夠讓動物行為的實證研究所取得的資料更「科學」,以利政府的決策呢?雖然取得優良資訊的這個議題,不像前面方法論議題充滿爭議,但仍有其實務上的困難,舉例來說,即便是發展的比較好的農場動物福利科學,每每需要應用到農場動物的動物福利訊息時,仍然都受到以下幾個面向的條件所限制:1.因成本侷限無法獲取最正確的資訊;2.由研究需要所得到的訊息常無法被實務所採用;3.人們對動物的偏見常會影響到動物是否受痛的看法;4.農場動物大規模作業過程使得科學實驗的控制/對照組實驗難以進行。(崔衛國譯,2000)因此,在上述條件下,如果要得到所謂的更具科學性的實證資料,以作為政策制定的參考,其實人類也還有很大的一段空間需要努力。

四、民主治理使當代動物行為學產生納入決策基礎的可能

如上所述,動物行為研究的資訊,會因方法論爭議,以及蒐集資訊的可行性兩方面問題,使得對於政策建議的效果受到質疑,但也不曉得是幸或不幸,每個國家的動物保護政策擬定,並不完全是由科學家所產生的證據來決定,實際上,在民主國家的政策結構中,通常是由動物保護的各方利害關係人,建構屬於該利害關係角度的倫理學觀點之後,然後再透過動物行為學科學的佐證,最後再透過政治宣傳引起公民的注意,進而透過立法機關的政治遊說之後,才通過政策法案。舉例而言,動物權論者,必然會提出動物行為學研究中,動物擁有與人相接近的智能、情緒、感受等科學證據,來向大眾宣導應該給予動物更周延的法律保障;相對地,動物利用論者必然也會提出動物行為學研究中,動物的行為只是演化而來的機械動作,並不帶有意識的作用,因而主張在法律中,不需要將之視為行為主體,特別考慮其權利,但是,不管上述雙方觀點如何主張,渠都必須透過政策宣導,訴諸過半公民的支持,才能將其主張推進政策議程中,而從近年來先進國家的動物保護政策制定經驗看來,當代動物行為學家所主張的「動物具有意識」觀點,姑且先不論其科學上是否已經取得共識,卻顯然已經能為越來越多的大眾所接受,因此,阿根廷法院便曾以當代動物行為科學為基礎,賦予紅毛猩猩合法的人權,紐西蘭1999年國會亦通過,同意大猩猩(類人猿)有基本權利,給予牠們自由棲居的權益,並規定黑猩猩以及其他靈長類都不能再被使用於研究、測驗或教學(方家敏,2014),而美國紐約州也以相同的觀點賦予黑猩猩人權(Sherwell,2015)。從這個角度看來,當代動物行為學有關動物心靈的研究發現,在現代民主國家的治理過程中,似乎更能夠取得大眾的信任,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

然而,正因為動物保護政策的制定,從來就不是完全依賴科學知識,而更依賴公民的集體認知,也因為動物行為科學與其他許多學科一樣,在許多重要觀點上並未取得共識 ,因此,我們也不能夠否認,在許多「剝削動物」為群眾主流觀點的國家,便有可能會反過來,刻意誤解動物行為學者的發現,而制定出虐待動物的法令。但若單就台灣的動物保護政策環境來說,從種種社會跡象來說,我們已經擁有了對動物相對較為友善的公民意識,未來應善加利用當代動物行為學者所發現的知識,爭取更多民眾支持,為台灣制定更多先進的動物保護法案。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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