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布局」優於「單點突破」的動物保護運動策略嗎?
--批判性動物研究的辯證思考

 

「全面布局」優於「單點突破」的動物保護運動策略嗎?
--批判性動物研究的辯證思考

作者/ 吳宗憲(國立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

圖片出處/ICAS(http://www.criticalanimalstudies.or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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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筆者觀察動物保護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常發現實際經驗中存在著「一種運動、兩種結果」現象,舉例來說,一樣是野生動物的保護運動,「反皮草」的運動容易吸引群眾的撻伐,但是「反原住民狩獵」卻常引起正反兩面的爭議;一樣是經濟動物的保護運動,「反麥當勞使用非人道動物產品」就比推動「購買人道經濟動物商品」要來得容易吸引人們關切。對於這樣的正、反兩面性,有沒有甚麼較佳的理論解釋呢?本文將以「批判動物研究」的觀點,作為觀察的起點。

讓我們先從反皮草運動來看,當影片播出殘酷的活剝皮草的影像之後,馬上會引起觀眾十分的憎惡感,由於皮草價格昂貴,並非一般民眾日常用品,多半是『許多「高級」時尚名人的奢侈品』,因而輿論咸認為『穿戴皮草, 並非生命維持所必須,只是炫耀財富與美麗,卻促成慘絕人寰的動物殺戮,更是人類文明的恥辱。歐美皮草消費國、加上亞熱帶、甚至熱帶國家,能源消耗更將因為人們追求「美麗與奢華」而增加更多不必要的負擔』(朱增宏,2005)。但是,當我們將目光轉向一樣是對野生動物造成傷害的原住民部落「抓雞比賽」時,面對『雞隻因參賽者的爭搶,雙腳被活生生扯斷;「抓松鼠比賽」中,200多名參賽者圍捕野生松鼠,造成松鼠尾巴被硬生生扯下,血染網袋,甚至「抓豬比賽」出現撲抓懷孕母豬的情景』(駱慧雯,2013)這類殘酷的影像,雖然第一時間也會引起民眾的義憤填膺,但在進行更細緻的動物保護政策倡議時,馬上就會出現不小的抗衡的聲音,例如:「動保團體不該以一味批判的角度來看待原住民狩獵,應該要體認到這個議題背後更深層的文化壓迫問題,原住民面對自身文化的消失與變質有很大的困難,這也就是主流文化,無論是國家力量、或是市場經濟邏輯所造成的傷害」(註一)。「一種運動、兩種結果」,此其一也。

接著,我們再觀察動物保護團體打擊麥當勞用虛假的「企業社會責任」包裝自身、欺瞞消費者的事件--「麥當勞在2013年推出的形象廣告涉及不實,因為廣告刊物中宣稱符合歐盟規範的蛋雞飼養方式,如今卻變成狹窄、封閉的「格子籠」,呼籲麥當勞不要再逃避自身的動物福利政策」(汪彥成、王奕蘋,2015),立即引來輿論嘩然,要求麥當勞改進。但是,相對於此,當動物保護團體積極地推動人道畜牧的產品時,卻馬上引來反對,養雞協會副理事長蕭清泉便表示:「(福利雞蛋的)蛋價是一個問題,頂尖消費者只是少數,希望體會雞蛋產業的困難,標示不是最重要的工作,重要是經濟弄不好,一顆蛋賣四元,大家都買不起了」(朱淑娟,2012),而中國大陸的媒體,面對歐盟推動的動物福利進口標準,也有類似的質疑:「前不久,烏克蘭有一批生豬經過60多個小時的長途運輸,抵達法國,卻被法國拒之門外,理由是沒有考慮到動物福利,生豬長途運輸過程中沒有按規定時間休息。....動物福利觀念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可以說是聞所未聞,甚至可以說是荒謬絕倫」,西方國家正在讓「動物福利問題繼環境壁壘後,成為畜牧、水產品國際貿易的一道新的壁壘」(金文文,2003),由此可知,民眾對農場動物的福利的關注,也是「一種運動、兩種結果」。

細究上述同類政策的悖反關係,筆者認為,或許這與動物保護運動所挑戰的「社會階級」有關,當社運團體在保護弱勢的動物時,挑戰的是社會上的強勢階級或既得利益者(如穿皮草的名媛或資本主義代表的麥當勞公司),正當性較高,容易引起群眾支持,然而,當社運團體在保護弱勢的動物時,所挑戰是社會階級中也較弱勢的群體(傳統文化逐漸消逝的原住民或經濟上較弱勢的民眾)時,則民眾便開始會對此產生猶豫與質疑。正因如此,部分動物保護者便主張,動物保護運動必須與其他權利運動(如女權、勞工權、經濟弱勢權)相結合,以「全面布局」的角度來思考社會運動之道,才不會落入相互矛盾的窘境,這種論述,便是近十年來西方之所以逐漸興起「批判性動物研究」(critical animal studies)的背景。

 

貳、何謂「批判性動物研究」?

 

一、批判性動物研究的背景資訊

在西方動物保護運動歷史中,雖然只能算是小眾的力量,但向來有一股較為激進的「動物解放運動」策略,不時採取反體制的暴力行動,來爭取動物權,而學界為了從抽象層面給予這些激進的行動賦予理論正當性,從2003開始,學者如Steve Best及Anthony J. Nocella II就開始發行了「動物解放哲學與政策期刊」(Animal Liberation Philosophy and Policy Journal),這份期刊在2007年之後,隨著「批判性動物研究學會」(Institute for Critical Animal Studies, ICAS)(註二)的成立,同步改名為「批判性動物研究期刊」(Journal for Critical Animal Studies)。雖然只是小眾觀點,然而,從2003年開始至今,批判性動物研究的學者卻努力不輟於著述,相關著作不可謂缺乏(註三)、也在加拿大的布魯克大學的社會學院(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Brock University)(註四)的碩士學程中,開設批判性動物研究課程;著有多本批判性動物研究(註五)的學者Karen Davis,甚至親自成立了「美國家禽關注組織(United Poultry Concerns)」並擔任領導者,因為動物解放的傑出貢獻(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Animal Liberation),渠於2002年進入「美國農場動物權運動組織」(Farm Animal Rights Movement, FARM)所設立的動物權名人堂(Animal Rights Hall of Fame)。

 

二、對「人類與動物關係學」提出異議

批判性動物研究的產生,目的之一乃為反省近年來逐漸成為主流的「人類與動物關係學」(Human-animal studies, HAS; Anthrozoology; Animal studies)研究(註六)。批判性動物研究認為,雖然「人類與動物關係學」能夠不再固守原有的學科分界,而能創造出新的跨領域「人類與動物關係學研究」,將歷史學、人類學、生物學、動物行為學、獸醫學、倫理學、藝術學、宗教學、經濟學甚至政治學包括在內,並且能夠跟隨著「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美國少數族裔研究」(African-American Studies)、「身障者研究」(Disability Studies)與「性別研究」(Queer Studies)等,逐漸在西方學術圈,包括美國、歐洲等國家,成為制度性研究議程,是一項了不起的發展。

但是,「批判性動物研究」,正如其研究途徑所冠上的「批判」兩字,其對「人類與動物關係學」研究,也有下面四個方向的批判。

 

(一)批判中立的「理論研究方法」
「人類與動物關係學」試著用客觀的角度,將動物與人的關係以歷史的階段論來描述,採取中立與抽象的理論角度來研究,而不是將他視為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來倡議,對於批判性動物研究者來說,這就感覺像是「一個沒有社會、倫理及政治系絡的知識領域」(Best,2009:24),是一種過對追求理論化的拜物主義(The Fetishism),雖然諸如Barbara Epstein(2005)也曾經批評過,在女性研究領域中,也有類似的狀況,但是,一般來說,包括女性研究、性別議題,少數族裔研究者,「去政治化」的狀況並不嚴重,進行這些議題的研究者,多半通常也是女權、民權運動的倡議者;但是,相較之下,研究「人類與動物關係」的學者,卻在外環境面臨劇烈氣候變遷、動物瀕臨滅絕的時候,對於素食、動物實驗等動物權議題,繼續保持不置可否的態度,研究行列裏甚至還包括了動物福利者、肉食者、物種歧視者、活體解剖者、人類至上論和動物剝削者,是一種「不道德的去道德主義」(immoral amoralism)。雖然「人類與動物關係學」的研究者辯護道:「動物權運動者仍然能取得中立的客觀知識以為運動之用」,但批判性動物研究者仍認為,在當前極度危急的環境系絡下,學術界沒有這樣的奢侈高談客觀中立。

 

(二)批判獨立的「理論研究範疇」
許多的研究都顯示,剝削動物與生態環境破壞、暴力行為與資本主義、層級節制的集權有高度相關性,因此,「人類與動物關係學」將研究的範疇僅侷限於「動物相關議題」是有問題的,批判性動物研究認為,當代「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邏輯下,這種拒絕將所有受剝削者一併考量的邏輯,以及「一次處理一個議題」(one plate at a time)的專業主義策略,容易使動物權運動被貼上「西方、白人中產階級的運動」(Western, white, middle class movement)的標籤(Best, 2009:47),彷彿有閒有錢才能夠保護動物,這無疑對動物保護運動增加了阻力。因此,Best(2009)以迥異人類至上論的「動物的立場」(animal standpoint)觀點,來分析人類不同族群互動時,以及人類與動物互動時那種殘酷的宰制文化,並且批判性動物研究者認為,若要解決這種宰制與剝削問題,必須將動物放在受壓迫者(包括女性、同性戀、少數族裔)的行列當中,全面解放。

 

(三)批判分割的「理論實務關係」
正如Kant曾說的:「缺乏實務的理論是空洞的,缺乏理論的實務是盲目的」(theory without practice is empty, and practice without theory is blind),批判性動物研究追隨1923年以來,由哲學家Max Horkheimer, Theodor Adorno, Herbert Marcuse, Leo Lowenthal, Erich Fromm, 以及Walter Benjamin在德國所建構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在法蘭克福學派當中,重視理論在真實世界當中的實踐,以及從實踐過程當中獲得理論,因此,批判性動物研究期待能夠建構一個各領域學者、社會運動者以及關心議題的公民都能夠參與的溝通平台,在這個平台中,各種社會運動的策略,包括辦理年會、抗議與杯葛、校園遊行、籌募資金、建立聯繫、促進結盟,不論是和平或激進的策略,甚至於主流團體不願意碰的介入爭議的政治以及策略,批判性動物研究都能夠討論與倡議,因為,若只是照舊有運動模式運作,動物保護運動就不可能獲勝(Best, 2009: 52-54),舉例而言,Best和Nocella這兩位學者就合寫了多本著作(Best& Nocella, 2004;2006;2009),分析與倡議這些激進的動物保護運動策略。

 

(四)批判結構化「理論終極目標」
批判性動物研究希望能夠解構社會中既有的結構,這些主張包括「反二元論」、「反層級節制」及「反資本主義」;渠等發現,雖然許多社會運動者對於社會中「性別」、「族群」或「階級」的二元分類及剝削關係,有著很高的敏銳度,但身為人類,卻常常因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自然地將「人類」與「動物」進行二元分類,並給予差別對待,在這種二元分類當中,相較於動物的野蠻粗鄙,人類常被視為具有神性而文明的,也因此常落入某種程度的「物種歧視」而不自覺。但是,這類物種歧視的認知,過往至今,學者Keith Thomas(1981), Jim Mason(1993), Charles Patterson(2002)都不吝於指出其錯誤,但是,直至著名的動物行為學家,如Donald Griffin(1984;2001)、Roger Fouts(1997)、Frans de Wall(1989; 1996)、Marc Bekoff(2007a; 2007b)及Steve Wise(2000; 2002)等人的第一手的實證調查之後,人們才慢慢知道,包括開心或愧疚的情緒、對親屬真摯的感情、甚至族群內的道德行為,都不是人類所獨有的,動物並不缺乏這些「神性」、「靈性」特質,人們傳統認知當中的二元論觀點,必須被解構。既然如此,將動物置於權力的最底層,或者在資本主義中剝削動物,都不再站得住腳。

 

三、批判性動物研究的主張

基於對「人類與動物關係學」這四個面向的反省,批判性動物研究逐漸發展出其獨特的研究綱領,Steve Best(2007)等五位學者,在一篇名為「介紹批判性動物研究」(Introducing Critical Animal Studies)的文章中,便將其研究綱領分為十點:

(一)(本途徑)使用豐富以及全局的態度,追求科際整合的寫作及研究,包括如「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這種常被忽略的觀點。

(二) (本途徑)拒絕主張排除規範價值及政治承諾的「虛假的客觀學術分析」(pseudo-objective academic analysis),因此(本途徑)完全不會滿足這類實證主義者的幻覺,包括「無利害相關的理論」是或是「非政治性」的寫作或研究。(本途徑)支持經驗性了解以及主觀性。

(三)為了能夠將理論與實務連結起來、將政治與分析連結起來,將學術和社群連結起來,(本途徑)避開偏狹的學術觀點,以及無力的「為理論而理論」(theory-for-theory's sake)的立場。

(四)對於共同的壓迫性,(本途徑)發展一個全觀的理解架構,在這其中,包括物種歧視、女性歧視、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殘疾歧視、國家主義、階級主義、軍國主義,以及其他的層級節制意識形態及制度,都可被視為更大範圍,環環相扣的全球化宰制系統的一環。

(五) (本途徑)拒絕去政治化、保守,及自由派的立場,反之,發展一個反資本主義,以及更全面性地,根本的反層級節制政治的途徑。此一取向,將拆解所有剝削、宰制、壓迫、折磨、殺戮的結構,並在全球範圍內,將各階層社會分權及民主化。

(六) (本途徑)拒絕改良主義,以及「侷限在單一議題」、「侷限國家範圍內」以及「侷限國會內」的改革,反之,(本途徑)將動物利益政治直接與其他對抗層級節制壓迫者進行聯盟或團結起來,以獲取共同利益。

(七)雖然分歧並掙扎,但(本途徑)支持全面解放的政治,以獲取不可分的人類、非人動物以及地球的解放及自由,正如馬丁路德所說的:任何一個地方所發生的不正義,都是對所有地方正義的威脅(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八) (本途徑)解構及重構社會所建構的「人類與非人動物的二元對立觀」(binary oppositions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animals)--基本上就像是主流動物研究做的那樣。但是(本途徑)更要在文化與自然之間、文明和野蠻之間、其他的宰制層級節制之間,使二元對立觀朝向更相對性的方向來發展,強調歷史對人類、非人動物、文化/政治的種種規範所產生的侷限,並且,強調之所以解放這些限制,就是為了達成更大範圍的自由、和平以及生態和諧。

(十)(本途徑)希望在跨學術社群、公民以及草根團體間,在政府職員和社會組織間、在公、私及第三部門間,就批判動物研究有關的議題,創造平台來進行建設性的批判性對話。只有藉由新的生態中心典範,並與其他社會運動橋接,團結政治的聯盟,才有可能建構一個新意識、新知識以及新制度,以便將奴役地球萬年的層級節制社會予以消解。

 

參、「批判性動物研究」在動物保護運動上的演化策略建議

 

一、以「實證知識」強化動物保護的立場

雖然「批判性動物研究」面對中立與抽象的理論感到不耐,希望能夠從動物保護的立場出發,其所發展出來的理論能夠對於氣候變遷、瀕危動物的困境提出指引,然而,急切的行動若缺乏客觀知識的指引,常會導致治絲益棼的困境。

然而,渠等若能夠援引「人類與動物關係學」所發展的科學知識,將能夠有效達成保護動物的立場,舉例來說,在「動物福利」(animal welfare)領域中的諸多科學知識,在剝削動物者來說,可能成為壓榨動物的工具,但是對動物保護者來說,將能夠更妥適與動物進行互動;再舉例來說,「批判性動物研究」欲關切照顧動物的弱勢者處境,若能參考「人類與動物關係學」所談到的「同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Rank et al, 2009)解決方案,也將能夠更有效處理動物照護者的困境。故筆者認為,批判性動物研究可以利用「人類與動物關係學」發展的「實證知識」來達成動物保護的目的。

 

二、以「單點突破」達成全面解放的策略

「批判性動物研究」期待公民能夠基於理性,「畢其功於一役」地解放所有科層體制的壓迫,然而,從社會運動的實際經驗來說,這樣的期待並不切實際。經驗研究指出,人們之所以產生道德行為,常常是來自於對單一事件的一時義憤,係出於其道德直覺,至於行為背後看似理性的選擇原因,常是行動後才自我合理化的說詞(Michael, 2011; Haidt, 2012),例如,因為親眼目睹動物虐待事件的發生,而產生「道德震撼」(moral shock)(Jasper & Poulsen, 1995),方加入社會運動進行抗議與遊說;此外,研究也指出,民眾雖然從是的是道德行為,但通常仍會從「自身」角度出發,至多旁及自身相關的家人、寵物、朋友,國人,發生在世界上另一個角落的苦難,可能因為時空與社會距離(Krznaric, 2014),可能是來自於知覺麻木(Sontag, 2003),或者來自於能否有效解決問題的判斷(De Botton, 2014),人們寧願照顧自己身邊看得到的流浪犬,但卻常對數以萬計的非洲難民冷眼旁觀。

這些看似荒謬的民眾心理作用,對於推動社會運動所造成的影響,吾人卻都必須要考慮在內,因此,對於動物保護運動的推動來說,「批判性動物研究」的全面解放邏輯,多半只在政策論述上具合理性,吾人可據之判斷某一項動物保護行動推動時是否會遭遇抵制的輿論壓力(如前文所述動物保護與原住民狩獵文化的衝突),然而,若希望強化動物保護運動的助力,吾人必須考慮實際生活中影響同情心的人性因素,透過引導情緒的單點突破策略將更有效果。

 

三、以「個案研究」作為兩界溝通的媒介

「批判性動物研究」期待能夠建構一個各領域學者、社會運動者以及關心議題的公民都能夠參與的溝通平台,但究實而論,不同領域學者使用專業術語、理論架構,其與實務工作者之間的可用資源差異、價值取向不同,常常引發「兩界理論」的困境(Caplan, 1979),這是公共行政難以處理的問題之一,對此,學者應該思考更多元的研究方法,除了較精緻的量化研究以外,亦應發展透過「個案研究」(Yin, 1984)將質化資料理論化的工具。以近年來國內所遭遇的流浪動物TNR政策的爭辯為例,若僅是高談「動物解放」的理論,是無法有效解決困境的,面對這些衝突個案當中的矛盾,只有透過政策試點的方法(江幸芸,2014),以及個案研究方法來蒐集資訊,才能夠深入了解實務工作者所遭遇到的困境,進一步將實務資料逐漸發展成為指引方向的理論架構。

 

四、以「多元治理」弱化層級節制的強度

「批判性動物研究」希望能夠解構社會中既有的結構,這些解構包括「反二元論」、「反層級節制」及「反資本主義」,然而,既要進行動物保護運動,則不可否認的是,組織力量以及財務的資源,仍然是必須的要件,運動者作為「解放者」的人類,亦不能否認其能力及位階較「被解放者」的動物為高,因而,與其說要瓦解二元對立、資本主義或層級節制,不如說是採取多元治理的模式,使得原來的一元權力中心更為彈性化。從這個角度來說,在動物保護運動策略當中,並不需要完全否認資本主義以及層級節制的存在,如果能利用商業邏輯或者組織效率來輔助動物保護運動,例如:透過資本主義發展出來的行銷學對動物保護議題進行「社會行銷」(李玉珊,2011;王麗晶,2012),或者以企業化的經營模式來管理動物保護的「社會企業」(王韻琇,2013;葉孟靄,2013),甚或是透過「公私協力」(劉珈延,2004;林慧敏,2010)的組織管理模式,有效管理動物收容所。上述種種方案,都是「批判性動物研究」在實務上可以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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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註一:相關說法摘自林益仁教授的專訪內容,請見萬宗綸、練聿修,2014/8/22,打耳祭爭議/動保尬原民無解?電訪林益仁老師:學術界要努力讓各方有可能對話 。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128,54139。

註二: 與批判性動物研究學會相關的活動與期刊內容,請搜尋:http://www.criticalanimalstudies.org/

註三: 相關著作包括:Anarchism and Animal Liberation: Essays on Complementary Elements of Total Liberation;The Terrorization of Dissent: Corporate Repression, Legal Corruption, and the Animal Enterprise Terrorism Act;Defining Critical Animal Studies: An Intersectional Social Justice Approach for Liberation;Animals and War: Confronting the Military-Animal Industrial Complex;Call to Compassion: Religious Perspectives on Animal Advocacy;Love and Liberation: An Animal Liberation Front Story。

註四: 課程相關內容請見:https://www.brocku.ca/social-sciences/departments-and-centres/sociology/critical-animal-studies

註五: 其所著文獻包括:Prisoned Chickens, Poisoned Eggs: An Inside Look at the Modern Poultry Industry;More Than a Meal: The Turkey in History, Myth, Ritual, and Reality;The Holocaust and the Henmaid's Tale: a Case for Comparing Atrocities;A Home for Henny; and Instead of Chicken, Instead of Turkey: A Poultryless "Poultry" Potpourri.;Critical Animal Studies: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Defining Critical Animal Studies: An Intersectional Social Justice Approach to Liberation;Animals and Women: Feminis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Critical Theory and Animal Liberation;Terrorists or Freedom Fighters: Reflections on the Liberation of Animals等。

註六: 有關「人與動物關係學」的中文介紹,可參考吳宗憲,2015,怎麼讓動物保護學者離開象牙塔來解決現實的問題?--論「人與動物關係學」的三項限制與超越。關懷生命協會,http://www.lca.org.tw/news/node/5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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